“建构”乌克兰
倘若用带有关键词的小卡片标记任何一本大部头的乌克兰史，随手翻动便可瞥见“种族清洗”、“饥荒”、“内战”、“反叛”等密密麻麻的词条滑出书页。当下冲突中的双方大概都会同意，如此寥寥几个冰冷残酷的词汇高度概括了脚下广袤土地上数百年来的恩怨纠缠，但谁才是受害者，则是战线两侧的人们近乎永恒无解的辩题。
乌克兰人的历史纵然久矣，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至今只有30多年。随着苏联的国家构成和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乌克兰人从前被压抑的身份话语开始在*治和文化生活中浮出水面。
新乌克兰精英在实践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推动乌克兰的“民族复兴”，这意味着实施一系列基于语言和国家历史神话的“乌克兰化”*策，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尤先科和波罗申科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的目标是在立法、机构和身份层面直接使用乌克兰元素取代苏联遗产。在这套话语中，20世纪以来的乌克兰被描绘成苏维埃-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它梦想着恢复国家独立、回归“欧洲大家庭”。
英国的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萨科瓦曾就乌克兰的国家建构问题作出总结，将持这种思路的精英们称为“一元论者”（TheMonists）。他们笃信只有依靠民族主义话语动员，才能走完现代乌克兰国家建构的最后一步。而这种思路又与大西洋主义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TheWiderEurope）结合起来，相信一个全新的乌克兰国家必须彻底融入一个亲美的、跨大西洋的欧洲，并成为它的东界，比乌克兰更东的俄罗斯将被排除在这样一个新欧洲之外。
特米洛夫一直是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积极支持者，他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致认为，乌克兰的未来在欧洲及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乌克兰应该成为统一的欧洲的一部分。”特米洛夫称，“这不仅仅是在机构层面上，我们还要与欧洲其他国家共享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等。”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让特米洛夫在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后招致了一批人的敌视，他被列入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当局的黑名单。
年，特米洛夫曾与同事一同参加时任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乌克兰的演讲。与特米洛夫这类知识分子对应，乌克兰精英中还有一些人被萨科瓦称为“多元论者”（ThePluralists），他们强调乌克兰本身的民族文化多元性：现代乌克兰所处的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众多民族的家园，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鞑靼人和希腊人都在此落脚，不同地区间差异巨大，本不适合单一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因此乌克兰的现代国家建设应积极考虑到地方的自主性，包容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至于乌克兰未来在欧洲大家庭中的位置，则应接受“大欧洲”（theGreaterEurope）的理念，淡化亲美的大西洋主义色彩，以欧洲大陆国家与俄罗斯的和解为基础，追求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持久和平的欧亚大陆。“多元论”思路在乌克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和后来的亚努科维奇任期上得到了一定体现。他们采取了较折中的身份*策，希望平衡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苏俄、“小俄罗斯”及乌克兰话语，维护*治现状。
库奇马时期，乌克兰*治精英塑造的国家历史起点不是神话中的“千年国家”，甚至不是年短暂的独立尝试——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乌克兰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努科维奇则倾向于考虑将这一时间进一步回溯到二战时期。
年底，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署*治与自由贸易协议并强化与俄罗斯关系的举措引发了乌克兰“广场革命”。随着腐败丑闻缠身的亚努科维奇倒台，“多元论者”希望建构的折衷主义历史开始退出舞台。波罗申科任上，乌克兰精英开始了一段更为激进乃至矫枉过正的“历史抹去运动”。
年，抗议者就已经推倒了基辅舍甫琴科大道上矗立的列宁雕像，市中心的书店最显眼处往往摆放着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班德拉的书——在苏联叙事中，他是与纳粹合作的法西斯。年，波罗申科批准“去共产化”法案，规定了乌克兰20世纪历史的官方版本，同时开放了前克格勃档案，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代了苏联与俄罗斯使用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这些“向过去宣战”的举动，让与特米洛夫年龄相仿的顿涅茨克人亚历山大·科夫曼感到愤怒又悲痛。“乌克兰正在否认历史，一些纪念碑和街道被重新命名，像我祖父这样曾经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英雄，现在被称作是乌克兰的敌人……这样的事情正在乌克兰发生。”在一次采访中，亚历山大激动地对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