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都铎王朝（—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孕育、民族国家形成和向近代转型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民间骚乱不断的历史时期。
年的全国性骚乱是爱德华六世时期通货膨胀、圈地运动、租金上涨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凯特起义以其29条请愿条款和其中的“公共福利”主张著称于世。罗伯特·凯特领导的起义*反对乡绅阶层，拆毁圈围土地的栅栏，一度攻占了诺福克郡首府诺威治。
起义*在诺威治城外的莫斯德希斯山上安营扎寨，并且在一棵被称作“改革橡树”的橡树下进行施*改革，起草请愿书，希望*府予以满足。都铎*府最初由于*力有限，应接不暇，对起义者妥协绥靖，导致起义快速扩散，形势日益严峻。
最后，都铎*府从苏格兰前线调回外国雇佣兵协助作战，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起义*遭到屠戮，起义以惨败告终。都铎*府对凯特起义的打击从*事领域延伸到舆论领域。以没有硝烟的方式继续绞杀起义，展开一场关于历史记忆的争夺战，以占领历史解释的话语高地。
官方宣扬的起义的“罪恶性质”和“丑陋面目”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上半叶，官方视角下的贪婪、邪恶和残暴等印象仍主导着人们对凯特起义的认知。随着19世纪工人运动的兴起，凯特成为工人阶级的精神图腾，被视为近代民众反抗压迫和追求平等的先驱。
20世纪中叶，工*上台后还为凯特建造了纪念碑，将凯特起义追溯为工人运动的历史渊源，以增加工*执*的合法性来源。安迪·伍德指出，19世纪之前与之后的两种解读路径都是出于相应的*治目的和意识形态需要，19世纪对凯特起义评价视角的转向可能只是新的神话取代旧的神话。
尽管如此，相比于后者的历史追溯和一定程度的拔高，前者对凯特起义的全面改造和全盘否定更符合所谓神话的历史。被神话的历史也是历史，神话的过程和结果也值得被解读。都铎统治者对凯特起义的重塑是一个逻辑自洽、前后相继且由浅入深的完整过程，并且有其自身的历史功用。
从*府实际行动和官方文本构建两个方面展现都铎官方如何将凯特起义由历史事件转变为历史神话，并揭示都铎王朝时期诸如此类的神话叙事对于稳固统治秩序和强化国家治理的深远意义。
*府措施对起义记忆的重塑。年8月27日，王*在达辛代尔取得决定性胜利，起义失败，凯特被俘虏。但事情并未就此终结，都铎*府之后又做了一系列善后工作，对*事镇压进行收尾，既有司法程序上带有威慑效果的强制行动，也包括了习俗仪式方面潜移默化的引导。
这些后续措施旨在巩固镇压成果，强化都铎*府主导下的秩序观念，从根本上清除与起义相关的残余因素，防止起义“死灰复燃”。从官方视角出发，重新描摹起义形貌，在大众心中重刻了起义的历史印迹。
审判起义者。中央*府派出委员会去诺威治审判和处置被俘获的起义者，而凯特则是被押回伦敦审判。针对凯特的起诉书把凯特及其追随者描述成无恶不作的犯罪分子，“毫无忠诚可言，作为穷凶极恶的叛国者，人民公敌，他们与伟大而又仁慈的爱德华六世为敌……”
普通参与者被判处时间长短不一的监禁；凯特和其他领导人以及主要参与者被定以叛国罪，处以死刑。除了叛国罪本身的报复和惩处作用外，这一罪名还可以在法律层面上颠覆凯特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起义口号，将其定为性公共福利的破坏者。
除了王座法庭审判凯特时会宣读该起诉书外，地方上的季审法庭在审判各地起义小头目时也会宣读。这有助于在较大区域内形成更广泛的宣传效果，从而促成起义的负面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加速传播。
执行死刑。年，大部分死刑的执行在诺威治城中完成，还有9名主要领导人被吊死在城外莫斯德希斯山上的“改革橡树”上，凯特本人是在诺威治城楼上被绞死。*府安排的死刑执行地点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诺威治是诺福克郡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也是起义的中心地带，城中大量底层平民同情凯特，支持起义；“改革橡树”是起义领导人以公共福利之名起草请愿书和施行良*的地方。
诺威治城和“改革橡树”承载着诺福克起义参与者对起义的回忆，而*府则认为这些行为挑战了*府权威和统治秩序，彰显了起义的正面形象，象征着民众视角下的起义记忆，所以选择这两处执行死刑，用民众对死亡的恐惧抵制他们对起义的回望。
用这种残忍、血腥的景象取代起义领袖曾经在底层民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将凯特起义与恐怖记忆联系在一起，弱化民众怀念凯特的可能性。从而重造记忆关联，以强力而又残酷的视觉冲击消除民众对于起义的美好印象，代之以*府的权威、庄严及其统治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
审查相关人员。起义平息后的几年内，*府对与起义有关联的人进行了*治审查，尤其是凯特起义的参与者及其家人，因为这些人往往对起义的印象深刻，最有可能回忆、怀念甚至再造起义。比如，乔安·布莱被诺威治当局监禁和调查，只因在曾经的起义*集结地莫斯德希斯山上发现了她丈夫的剑。
再如，曾经的起义参与者约翰·欧德曼酒后对同伴说要再次组织起义，因此他受到诺威治治安法官的起诉。与欧德曼类似，参加过起义的罗伯特·伯纳姆多次发表同情起义、攻击乡绅的言论，并且始终拒绝悔改，最后被判处当众割耳。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府希望通过严厉的*治审查和处置措施扫清一切与起义相关的成分，彻底除去民众心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对起义的同情因素。设置纪念日。除了上述司法层面的行动之外，*府的努力还扩展到文化习俗和节日仪式上——纪念日的设置。通过年复一年地纪念某个事物，可以加强对它的铭记。
为了让人们记住打败恶徒凯特这一伟大胜利，从年开始，王*战胜起义*的8月27日被诺威治当局设为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早上7点教堂钟声响起之后，每个教区的男女老少都要前往教堂做祷告、听布道，感谢上帝的恩典，在这一天救诺威治于水火之中。
内维尔的作品中曾提到过这一习俗：并且进一步规定了这样一个习俗，在每年的这一天，就是敌人被打败，被打得抱头鼠窜的日子，所有人都要去教堂，在集会上和牧师们一起向全能的上帝祈祷……这种纪念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17世纪，经过经久不息地举办纪念活动，一遍又一遍地重申战胜起义的意义，*府视角下的正义胜利观念代代相传的同时，作为其对立面的起义者的负面烙印也会更加深入人心，因为这种正义战胜邪恶的喜悦是通过镇压凯特起义获得的。
长此以往，凯特起义的正义色彩会逐渐淡化，与邪恶的联系则会越来越强。无论是对起义参与者的审判和处刑，还是之后对相关人员的*治审查，都不仅仅是司法和行*程序层面的行动，还具有重要的*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意义，起到了站在统治者立场上重绘起义外观的作用。
地方*府在节日庆典和习俗仪式上的努力在强制执行力、感官冲击和短期成效方面虽不及前者，但是方式更为温和，形式更为新颖，时间上也更具延续性。就大众观念塑造而言，经年累月的意识灌输和耳濡目染的思想熏陶，显然比一时的宣传造势更能加深大众记忆中关于起义者形象的负面印痕。
关于凯特起义的官方叙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府镇压起义时推出的、由枢密院大臣撰写的、宣扬秩序与服从的*治宣传手册，比如托马斯·克兰默的《关于服从的布道》、《关于叛乱时代的布道》、休·拉蒂默的《布道》和约翰·奇克的《叛乱之伤》等，共计十几本之多。
这些手册被派发到地方上，在人群聚集处公开宣读。这是最早的官方起义叙事，也是对起义者形象塑造的开端。二是起义亲历者的记述或者同时代编年史家的记载，包括尼古拉斯·索瑟顿的回忆性手稿《年诺福克之乱》、内维尔的《诺福克之乱始末》以及拉斐尔·霍林谢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等。
这些作者要么亲身经历过这次事件，要么可以接触到当事人或大量一手材料，所以其作品内容翔实细致。但是这些作者都是出自乡绅阶层，他们对起义的记载秉持着统治阶层的利益立场和官方话语体系中的价值倾向。
宣传手册和官方视角的书写把起义者定性为破坏神圣信仰、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罪犯，认为民众的贪婪与僭越是引起动乱的重要原因。这就把民众反抗压迫和提出基本诉求的正当行为归因于他们的贪婪，与圈占公有地、挤占公众生活资源的恶劣乡绅同等看待。
并且，还暗示叛乱的爆发不能仅仅怪罪于富裕阶层对平民的欺压，民众贪得无厌、不安其分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各个阶层都要受到谴责，从而瓦解了起义的合理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