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bdf/引言
拜占庭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内战，是在以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为代表的老一代的地主贵族，与以阿普卡柯斯为代表的通过非常规方式发家致富的新生阶级之间展开的。阿普卡柯斯本人可能是由于时局艰辛而落难的一名贵族，但他通过垄断国家的食盐买卖而获得成功。处于社会经济的下层阶级对富有贵族的不满情绪已经转化成了一种阶级仇恨。
例如奋锐党在帖撒罗尼迦的统治情况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约翰坎塔库泽努斯所取得的胜利对于这个新兴的活跃社会阶级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内战结束之后，“梅索伊”从我们掌握的历史文献中消失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从社会实际生活中消失了。
相反，当时出现了另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一群新人正在强力崛起，他们就是所谓的“贵族企业家”。虽然他们曾经就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但直到此时，这些人才开始主宰拜占庭的经济生活。由于大量的资产都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发动的征服战争中受到了损失，这些贵族不能再依赖土地带来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此外，拜占庭朝廷的官位有限，自然也就竞争激烈。于是，这些贵族日益倾向于采取梅索伊的挣钱之道，开始把富余的收入投资于意大利人开办的工厂和银行之中。我们发现离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间越近，这些贵族企业家就发展得越是兴盛。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富有，例如尼古拉斯诺塔拉斯和他的儿子劳卡斯，乔治戈德利斯和他的儿子约翰以及孙子弗朗西斯科德拉佩瑞欧，他们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此外，一些人虽然仍在朝廷中供职，但他们取得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国籍，并且在意大利银行中有大笔的存款。总之，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百年见证了这个国家如何走向灭亡特别是它的经济实力和它对地方行省的控制能力都变得越来越弱。但对于一些贵族企业家来说，这却是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
因此，与帝国那时的衰落背景相映成趣的是，拜占庭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贸易，虽然其中最大的利润实际上是流入了意大利人之手。拜占庭帝国积弱积贫，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当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冕称帝时，他和妻子所戴的王冠上面的装饰都只是一些彩色玻璃，因为王冠上真正的珠宝已经被典押给了威尼斯。
几年之后，拜占庭帝国停止发行金币，结束了从4世纪就开始的传统。而君士坦丁堡城中现在是满目疮痍，几乎只有一些破败不堪的建筑，以前巍峨壮观的房屋周围空空如也，连巨大的蓄水池都已经变成了一片菜园。鉴于贸易对它的重要性，君士坦丁堡完全可能在15世纪演变成一个满是商人的小型城邦国家，即变成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威尼斯。
可能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曼努埃尔二世才会忍不住悲叹，拜占庭已经不再需要一位皇帝来进行统治，而只要一名商业管家就可以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拜占庭帝国经济支柱的农村地区，现在也一片混乱。由于在14世纪40年代发生了内战，以及第一次疫病暴发，农村地区的人口分布也出现了变化。
一些非希腊人口的数量较少，而其他种族的人口开始大批地殖民这些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人，但人口的主体部分还是希腊人。这种人口流动不仅仅是战争的结果。拜占庭内战和瘟疫暴发可以被视为农业人口发展的分水岭。由于瘟疫引起的死亡率以及为了躲避敌人掠夺而朝安全地带进行的人口转移，马其顿和色雷斯两地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此外，由于害怕海盗袭击，人们不敢在一些岛屿和沿海地区继续居住。在军事行动过程之中，大批居民沦为俘虏并被带离拜占庭领土。此外，在那些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之下的地区，由于赋税制度简化且实际上缴的税收只有拜占庭帝国的一半左右，人们毫无疑问地与新统治者达成和解，不再进行激烈的抵抗行动。
拜占庭政府虽然名义上继续采用中央集权统治，但实际上政局已经四分五裂，并且中央政府对这种结果难辞其咎。因为在这一期间，一些仍然属于国家的土地被作为封地赐予政府的低级官员，他们几乎可以完全独立地管理这些封地而不受国家的任何干涉。帖撒罗尼迦和米斯特拉斯是封赏土地最多的两个地方，以至于这里都形成了它们自己的精英阶层和文化环境。
此外，各个城市之所以继续朝自治方向发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了，例如帖撒罗尼迦和米斯特拉斯只能通过水路才能抵达首都。很多城市都在商议是否要向奥斯曼帝国投降。那些投降的城市能够得以保存并享有一定的优厚待遇。
而那些不愿投降的城市则被土耳其人用武力征服，其市民沦为奴隶或者遭到驱逐，从而可以腾出位置让土耳其人进来居住。例如根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资料显示，拉里萨在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城中的土耳其人口已经超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关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文献资料表明了类似现象，在新建的村庄里面，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分开居住。
虽然拜占庭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但贫富差距却大大增加了。贫富阶层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了种种迹象：在君士坦丁堡城中的一些富裕的拜占庭人修建了坚固的房子和城楼，似乎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暴徒的侵害。先前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明朗的趋势还在继续，那就是和摇摇欲坠的拜占庭政府相比，教会是当时最稳固的社会机构，因此其地位也就发展得更加稳固了。
为了至少能够保住自己的一些财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财富转移到教会里面，而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征服战争中还是相当尊重教会的产权的。阿陀斯山修道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山上的主修道院通过和土耳其人交好，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并能够继续正常运行下去。
阿陀斯山修道院社区收到了大量慷慨的捐赠，不仅来自拜占庭境内，而且也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那些把保存正统教视为这一时期核心任务的人们，甚至认为这比牺牲宗教身份而活下去更重要，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股力量，坚决反对帕里奥洛格斯王朝和西方教会修复关系。
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高层人员在推动这场反对和解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如果东西教会得以统一，那他们现在享有的特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但反对他们的不仅包括皇帝，也包括贵族企业家，因为贵族企业家的经济利益存在于西方世界，此外反对者中还有新近皈依西方教会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希望西方国家组织一场十字军东征运动，从而解除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国构成的威胁。
但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内战结束之后以及黑死病的首次暴发标志着拜占庭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特别动荡、特别艰难的时期。来自拜占庭帝国的赞助已经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者了。当然学者们仍旧有机会获得皇室的赞助，例如通过写文章为皇帝以及皇室家族成员们歌功颂德，但这样的机会十分有限。
文献资料中还是可以找到文人群体的身影，其中最重要的证明方式就是他们之间大量的交往信函，在整个帕里奥洛格斯王朝统治期间，我们找到了多封这样的信件。贵族企业家的大量兴起以及他们积累的巨大财富似乎使人们的教育理念发生了改变。显然，当时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鼓励年轻人通过漫长而艰辛的学习去掌握纯粹、高雅的古希腊文化，相反，他们把教育的重心转向商业方面。
如果说以前社会上的一些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同样重视自身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而出名，那么现在掌握了关于诺塔拉斯或者戈德利斯的知识却根本不值得炫耀。这种内省的视角导致人们把当前所犯的罪恶归咎于人类僭越了自己的本分，而并非责备某个特定对象，例如谴责富人剥削压榨弱者、不履行为国分忧的责任，这就像其他思想家们的惯常做法一样。
但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产生卓越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全是关于神学研究的。例如，约翰科塔斯梅诺思就是一位兴趣广泛的教会人士，他所涉猎的领域包括几何学、天文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修辞学以及诗歌，此外，他还热衷于收集和抄写前人的手稿。
人们对社会感到越来越绝望，于是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一些拜占庭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皈依了罗马教会，其他一些人则在巫术活动中寻找慰藉，这就致使教会的管理阶层决定派人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一大群巫术从事者及支持者，其中还包括一些贵族、牧师和教士。
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既然拜占庭国内前途暗淡，并且还时常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于是一些拜占庭知识分子就到意大利寻找出路去那里教授希腊语，因为在14世纪中期，意大利人对这种语言的需求十分旺盛。巴拉姆是教授希腊语的首批教师之一，而薄伽丘就是他的一名学生。
结语
大约在年的时候，拜占庭贵族兼外交官的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注13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希腊语，他编写了一种新的语法，这种语法深受人们的欢迎。那些于到年间参加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的学者们对希腊语的热情表现得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