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年，梅兆荣（后排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50年代
牢记使命为国服务
■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年，我被派往民主德国攻读日耳曼语文学。此前，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了两年半英语。那时候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临行前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要“牢记使命、学成归国、为国服务”。这3句话成为我在东德3年学习生涯里不变的座右铭。
揣着两本德汉字典，我全身心投入到德语学习中。第一年是牙牙学语，掌握得很快。第二年起开始变得困难，因为要上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一年级本科。我那时的德语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水平，云里雾里地实在听不懂教授的大课内容，一节课下来仅听懂几个单词。怎么办？只好课下抄写同室德国同学的笔记，晚上一点一滴把笔记搞懂，才部分弄明白老师讲的大致内容。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要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和祖国的殷切期望，学出成绩报效祖国。
年，我离大学本科毕业还差两年，就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中国驻东德大使馆做大使翻译。为提高翻译水平，有时走在路上看到一句德文标语，我就会想它的中文该如何翻译，译不出来就回去查字典或资料；看德语电视或中国电影，我也学同声传译，但只动嘴唇不出声，同事觉得奇怪。其实我是在练习翻译，要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提高德语翻译水平。
3年后，组织上安排我为毛主席会见东德总理做翻译，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毛主席谈话言简意赅，湖南口音也较难懂，而翻译必须准确无误，一旦出错了担当不起啊！记得当时，毛主席引用了“引蛇出洞”这个成语，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根据字面意思译为“把蛇从洞里引出来后再打”，符合原意。
这次，我算是“涉险过关”了，此后便被确定为国家领导人的首席德语翻译。
多年的驻德经历中，我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参与中德（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等。周总理指出，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这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进行斗争。事实上，外交斗争有时非常尖锐复杂，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勇于为祖国权益挺身而出，敢于并善于斗争。
年，我离家8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回国休假。回到家乡，从未谋面的小妹妹一见我这个“陌生人”就哭了，赶紧躲到了妈妈的身后。我的祖父和父亲也在这8年中相继过世了。
回顾一生，我是新中国一手培养、在党的教育和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熏陶下，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名外交战士。入党誓词里说，要时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的事业。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服务国家需要中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孙亚慧整理
何大明在阿尔巴尼亚留学时，在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前留念。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60年代
我们的声音传万里
■何大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广播电台原阿尔巴尼亚语部主任
年中法建交，中国急需一大批外语人才，教育部在全国几个大城市选派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出国学习外语。经过筛选考核后，我被分派到阿尔巴尼亚学习阿语。
祖国选派我们出国学习，每个人心中都装满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这是中国外交的需要。我们被分到哪里、留学国发达与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需要高级翻译人才，哪里都是我们的用武之地。
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从此成了我的另一个故乡。
周恩来总理访阿的时候，我们有幸亲耳聆听了他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周总理还与我们一同唱歌跳舞。那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仍旧记得总理对我们说的话：要认真学习阿语，阿尔巴尼亚人民就是我们的老师。
留学期间，正值中阿关系的“蜜月时代”，在努力学习阿语的过程中，我们在地拉那大学与当地师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二十几年后，我再到访阿尔巴尼亚，见到当年教过我们的扎娜、安娜、伦杜丽雅几位良师挚友，往事一幕幕宛如昨日。扎娜老师曾夸赞我语音语调好，说我以后一定能当播音员。没想到真让她说中了！
年，中央抽调懂阿尔巴尼亚语的各路人才创办对阿广播，我有幸入选。虽然缺乏专业广播知识，但我们拿出全部劲头从早干到晚。大家心中有着共同信念，就是要在对外广播战线上，为阿语听众服务好。
工作几十年，听众来信是我非常看重的部分。听众不远万里写信想与我们联络，这份诚意难能可贵。这其中有政党领导人、普通工人、教师、农民……信中每一个字里都包含着对阿语广播的感情，我们怎能不珍视？
切拉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阿尔巴尼亚听众。年，阿语广播开播35周年，我在地拉那接到切拉从斯库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要来“看一看”我们。活动当天，我见到一位戴墨镜、被人搀扶进场的听众，得知他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切拉时，我的心被感动了。凝聚着我们几代人心血、传向万里之外的阿语广播，恰如一粒粒生机勃勃的种子，发芽生根，开出了最灿烂的花朵。
本报记者孙亚慧整理
黎晓新（中）在德国ESSEN医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与同事合影。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
走出国门见识世界
■黎晓新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院长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医疗设备比较落后，我们有时会感觉手术无望。这时就需要克服焦虑，找到解决办法。年，我考取研究生并被教育部选中派往德国留学。
在德国ESSEN医院，我获得了崭新的知识，见识了全新的世界。医院的学习和工作压力繁重，病人很多，仅为病人做检查的语言就需要学习德英意西4种语言。医院诊治眼底病在整个欧洲都很有知名度，但那时眼底病在国内没有相应的手术设备，无法治愈。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眼底病成为我主要研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