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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初心和使命的确立金台资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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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陈云进入商务印书馆学徒周年,商务印书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陈云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饱含深情地对守护在身旁的亲人说:“如果我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3页。]这是陈云临终前,对他人生起航的坦白,也是对他初心和使命起点的揭示。翻开历史的沉封,了解伟人陈云,如何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家子弟,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成长、确立信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使命、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可以感受到许多启示。青年陈云初心和使命的确立,有明显的特点,我认为,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当店员,通过自学,在思想上自觉选择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就成了孤儿,由舅父母抚养。在艰难不易生活中磨砺长大的陈云,十分懂事,性格沉静,勤奋刻苦,意志坚强,品学兼优。

陈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外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内受封建专制腐朽的统治,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陈云在学校,受到一些有着进步思想的老师的教育,幼小心灵中播下正义的种子。他幼年的同伴回忆说:陈云对逼租的地主和狗腿子十分痛恨,对被逼租时打伤甚至吃了官司的农民非常同情。“每次看到这些逼租的人,陈云就和同学们一起向他们扔砖块。”[参见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5—6页。]

年五四运动中,还在小学读书的陈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及宣传队,上街宣讲国耻,表演短剧、张贴标语,号召乡亲们抵制日货。年5月1日,陈云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

“‘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脚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茶馆里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这个小镇也罢了市,人民反对日本和反对卖国贼的情绪,确是很高涨”。[《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五四运动的参与,在少年陈云心中播下了救国和变革社会的种子。年夏,陈云以出色的成绩完成高小学业;因家境困难,无力求学,在老师张行恭的帮助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文具柜当学徒;师傅就是张行恭的弟弟张子宏,在文具柜当柜长。

当时,陈云岁不足十五,个子瘦小,柜台够着很吃力,且商务有不用童工的贯例,故发行所所长不想收他。张子宏向总经理张元济说明陈云的情况。张元济同情陈云孤儿身世,且无经济力量继续求学,破例同意留用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学徒。张子宏为了使陈云站在柜台前,能顺利接待顾客,特制一把一尺多高的木凳,让陈云站在上面工作。陈云年级虽小,但很有心。他把师傅的关心和张元济的宽容牢牢记在心里,工作发奋努力,善于用脑,熟悉业务快,且待人诚恳谦虚,不久便赢得师傅和老职工们的称赞。学徒期一般三年,陈云因工作出色,馆方提前一年将他升为店员[参见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14页。]。

陈云不仅工作勤奋努力读,且生活上严格自律,品格端正。学徒收入月薪只有三元,转为店员后也只有七元,他省吃俭用,将积攒下来的钱,寄给舅舅和舅母,还接济身边有困难的工友;并经常鼓励年轻同伴:“我们是青年人,青年人应该奋发有为;我们要做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青年,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更不能做暮气沉沉的青年。”商务工友回忆说,和陈云一起在商务工作的职工,“没有一个不看重他的”[参见《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第9页。]。陈云自己也回忆说:“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能被他们看中的一个”。“在青年店员中对我平常的品行的印象很好,有信仰与号召力的人。”[参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20页。]

就当时中国情况而言,上海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思想文化最先进的城市;商务印书馆又是国人公认的,能够用其出版物引导并传递公共舆论与意志,在主导时代思潮、传播近代文化等诸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现代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创立于年,最初只是一个印刷厂。创建人夏瑞芳,是一位目光远大的企业家,善用人材,年邀张元济入馆主政商务编译所,使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最终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的里程碑”;结束了“近代国人吸纳西学主要仰仗西方传教士及其教会机构的时代”,“开启了国人自主传播西学和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参见史春凤著:《商务印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页。引语选自郑师渠为此书所作的《序》。]。同时商务极其重视中国传统古籍整理和文化传承,重视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陈云入馆时,商务已是闻名全国的文化重镇。

客观环境对于勤奋好学的青年陈云尤鱼得水。工作之余他上了馆里办的培训职工的“上海图书学校”,持续三年,掌握了英文、图书分类、书刊出版和印刷等各方面专业知识;并挤时间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受张子宏委托,指导陈云业务,与陈云在集体宿舍同住的文具柜的头柜陈竹平回忆说:陈云“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第8页。]陈云在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也写道:“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并练字,上夜校,读英文。[载《陈云传》(一),第20页。]文化与思想修养的加深和拓展,为陈云理想境界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百家竞起、异说纷纭的时代。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大型的资本主义民营企业,出版业务又在由有着深厚人生阅历和开阔文化眼界的张元济主持之下,是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思潮剧变的过程冲锋陷阵的,同时也不可能放弃作为文化企业介绍者与宣传者的责任。期间,商务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译介与引进的特点是,内容庞杂,包罗万象,没有一定的倾向性。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政治思潮,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有涉及。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商务这种不为任何一种学说左右,忠实与客观地介绍与传播新思想的出版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利于人们通过学习比较,自觉选择人生信仰,从而确立奋斗方向。陈云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通过阅读各类书籍,反复思索,日益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回忆这段成长经历时,陈云说“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应该说,我的思想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但“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进入商务印书馆学徒,是陈云人生的转折点。在这样一个全新且开阔的文化与现代化程度在都属于当时中国前沿的环境中,陈云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中国文化和企业的名流,浏览大量中外名著,有着最好的教科书学习的机会,思想日益成熟、进步,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年9月20日,陈云在给自己的高小老师张行恭的信中说:“(小学毕业后)我衷心感谢你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助我离开了章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内刊)年第60期(总期),第23页。]陈云以后的人生经历充分证明,这种通过学习思索,自觉选择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义无反顾的!

二、经过共产党的教育,革命实践活动的亲历,树立救国和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观念

在寻求真理和建立信仰的认识过程中,陈云也接触到了共产党员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沈雁冰,年经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底,党中央委托他担任秘密联络员,联络点即在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随后,党中央又指派最早负责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出版发行的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与沈雁冰研究发展党的组织和筹建工会等工作;先后在编译所发展了董亦湘、杨贤江等共产党员,并通过《向导》的传播,在馆内培养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其中就包括陈云。馆内党的地下组织,集资办工人夜校,秘密开会,在职工中宣传反对剥削压迫,号召打倒反动军阀,启发工人、职员的阶级觉悟。陈云亲眼目睹过共产党员的活动,聆听了共产党员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等进步思想的宣讲。[参见上海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著:《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年版,第22—26页。上海党史研究室、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著:《陈云在上海》,中央党史出版社年版,第29—31页。]年5月,董亦湘介绍商务发行所职员恽雨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发行所开展了建党工作[参见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职工运动史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年印制,第6页。]。

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同时宣布举行总同盟罢工。6月2日,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宣布全馆停业四日,以抗议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编译所的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叶对陶等人联合12个学术团体,创办了《公理日报》,对五卅惨案真相如实报道,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商务职工会成立了同人五卅事件后援会,捐付上海总工会和上海济安会元,转给罢工工人和学生。陈云积极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行的罢市、游行、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

经过五卅革命斗争的励炼,陈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了新的变化。一是渴望加入政治党派组织。当时陈云在政治倾向上,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的道理蛮多”。故在商务同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19页。]二是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陈云参加了上海通讯图书馆的活动。该图书馆是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创办,专为坚持自学、要求进步的青年服务。五卅运动后,应修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图书馆秘密推广共产党的书刊,还经常请党的领导人,如:赵世炎、恽代英、沈雁冰、杨贤江等到图书馆作报告,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陈云在参加这个图书馆活动后,思想上的政治倾向性日益明显,学习内容完全不同以前。他集中学习俄文,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等进步书籍。这些书不宜在公开场所阅读,陈云就躲到厕所去读[参见《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第8—9页。]。陈云在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像布哈林等《共产主义ABC》那样的书还读不懂。但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载《陈云传》(一),第35—36页。]

经过党组织的教育,社会革命活动的熏陶,使陈云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意识更加坚定,并逐步形成“必须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陈云年7月2日自传;参见《陈云传》(一),第36页。]的革命实践观念。年8月,陈云被工友们推举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全馆职工的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

三、加入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地踏上了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在参与领导商务印书馆工人第一次罢工斗争中,年仅20岁的陈云显露出较为突出的领导才能和品质。一是在工友中威望高,有人气。在罢工斗争中,工友们切身感受到陈云的谦和与耐心,以及既关心团结人、又讲原则的品质,工友们信的过他。二是斗争意志坚定,不畏惧馆方威胁,目光放得远,认清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威力。三是善于分析形势,恰当把握斗争分寸,采取适宜的斗争方法,以赢得罢工的胜利。陈云的这些特点,给参加罢工的职工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过去了,不少人在回忆商务工人运动时,都谈到陈云当时的这些表现。[《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第14—15、10、11页。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铭记教诲,努力奋进》,载《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陈云的素质和才能引起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注意。经董亦湘、恽雨棠介绍,9月陈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云在年7月2日的自传中,坦诚的向组织陈述了自己入党的动机。他说:“当时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做了五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七元钱的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但当时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这表明陈云加入共产党,有对个人现实生活状况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阶级觉悟的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在0年7月10日的自传中,陈云更清晰地表达是在确立了“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世界观后,自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载《陈云传》(一)第36页。]

第一次罢工胜利后,年11月,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地下刊物《职工》,陈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和《总工会是什么》两篇短文。这是陈云在最初参与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后,写的两篇短文。短文的内容清晰表明,陈云已具备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认清了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势和阶级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威力。陈云说,欧美各国工人,已有相当地位,组织了政党,取得了政权;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深受几重压迫,满腔苦痛无处诉。最近几年,尤其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比较急近了”,成为“领导群众向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不折不挠”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很重,肩负两大使命:一是“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二是“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要继续不断地奋斗,争到我们最后的胜利。”这两大责任“空口谈兵,是办不到的,也不是一二个人嘶喊就成功的,还要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劳动阶级要拥有工会组织,“工会是我们奋斗的武器,没有武器的徒手奋斗,多么危险!”[参见“民”(陈云笔名):《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编辑:《职工》创刊号,年11月。]虽然初次参加斗争,陈云已看清了资产阶级对工会的两面态度。他说:总工会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害怕,封了总工会。国内资产阶级“一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想借这支生力军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一面又觉工人的势力太大了,不能保持他们的剥削手段”,害怕工人组织起来,认为有去掉总工会的必要。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固然处处受摧残,但是势力日日增加,不会被消灭的。“好比不倒翁一般,虽则暂时被压,他随时有雄立的可能,只要压力一松”。正如京汉总工会、上海总工会,虽受到军阀摧残,但“工人势力,却还是巍然存在”。[怀(陈云笔名):《总工会是什么》,载《职工》创刊号,年11月。]

陈云知行合一,认识到,也做到了。年12月中旬,商务印书馆方,违反8月劳资双方商定的复工条件,报复性地陆续开除百名余工人。发行所和印刷所职工会几度与资方交涉无效,于12月下旬举行第二次罢工,陈云再次参与领导了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年1月,发行所职工会编辑了《职工》“罢工专号”。陈云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和《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两文。陈云据实说明:罢工是劳动界的武器,但我们不喜欢时常使用这个武器。因为罢工,公司营业受损失,社会不安定,军警还会借机打击工人。这次罢工完全是因馆方无诚意,阳奉阴违,破坏曾达成的复工协议,陆续开除工人“已百余人”。工会几经与馆方磋商而无果,为工人生计,“为援助被开除同人,保障自己利益”,不得以而罢工。[让(陈云笔名):《我们为什么要罢工》,载《职工》罢工号(第三期),年1月。]针对这次罢工中,资方软硬兼施、收买工贼的复杂情况,陈云深刻揭示:“在商务资本家压迫下,出卖劳动力的职工等于一种商品。这种地位决定了,工人和资本家是势不两立的两个阶级,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所以,绝不要受资本家拉拢,瓦解自己斗争的阵线。”只有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拥护工会,就是保障自己;吾们要坚固工会组织,不要被工贼利用。“绝对的集合在职工会指挥下,谋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口号是:打倒走狗!职工大团结!拥护职工会!”[民(陈云笔名):《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载《职工》罢工号(第三期),年1月。]这两篇短文,反映出陈云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既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意识,又具备了冷静、沉着、不激进、有理有利地组织、团结和号召工人为维护自己生存利益而斗争的领导素质。

年底,商务印书馆中共总支部成立,陈云担任总支部干事、委员,兼任发行所分支部书记和党团书记,走上了商务中共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重要岗位。此后,陈云革命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他接受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年参与组织领导了商务职工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的活动。上海店员总联合会成立后,陈云参加了店总的领导工作,根据党的指示,运用商务印书馆罢工经验,参与领导上海各行业(估衣、米业、南货、百货、中药业等)店员罢工斗争。年秋至年春,陈云参加商务工人纠察队,先后三次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阀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过程中,陈云与徐梅坤、章郁庵几次陪同周恩来、赵世炎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了解起义准备情况,查看地形等。

革命活动范围的扩展,使陈云的视野和胸怀进一步拓宽,开始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年6月,陈云在《职工》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职工与革命》一文。陈云说:现在的社会,已形成了二个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互相联合起来,向被压迫阶级进攻”。我们职工处在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军阀、资本家三重压迫下,“求解放自由岂是易事”。我们当“先从事于政治革命的工作,进而再做经济革命事业,以取得一切的自由。”[一民(陈云笔名):《职工与革命》,载《职工》八、九期合刊,年6月。]这表明陈云已悟到,党领导工运斗争,要从经济斗争聚集力量,再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规律。7月陈云又以“怀民”为笔名,在《职工》第10期发表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陈云在总结近代民族革命的历史经验中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盛大的民族运动,但因缺乏科学的组织和指导失败了。五四运动给帝国主义莫大打击,推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但因没有强有力地组织工农参加,也没有成功。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动摇了,但因资产阶级的投机态度,因没有发动农民参加,工人力量孤单,也受到挫折。由此,陈云坚定地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农民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如何组织训练农民,“是中国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第1—3页。]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陈云已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发动农民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二是觉悟的青年“到民间去”是动员组织农民的重要途径。无论从实践活动,还是思想认识看,这时陈云都已完成了从店员到革命职业家的转变。

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对上海工人血腥屠杀。商务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驻在闸北宝山路南口的浙江军阀部队,袭击商务工人俱乐部,用机枪扫射宝山路游行示威的工人而血流成河的场面。惨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是对共产党员初心与使命的严峻考验,也是试金石。陈云曾回忆说:在反动政府的残酷打击下,商务印书馆一些工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分化为两种人:一种人“屈服了”,“并且为反动统治者服务”;还有一种人“消极了”,但“没有为反动统治服务”,这种人“占很大数量”[参见陈云给中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党总支,关于答复有关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商务印书馆工人斗争情况的复信,年10月31日。]。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在社会巨烈动荡下,持什么样的信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明哲保身,顾及身家性命,这是许多普通人的心理常态。这种心态,陈云也有过。他在年7月2日撰写的自传中,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时说:

“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到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参见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内刊)年第60期(总期),第39页。]

年中国的政治环境,要比年陈云入党时的政治环境险恶和残酷的多。参加革命活动,已不仅是丢掉饭碗的问题,而是性命不保。而此时经过近两年革命活动磨炼的陈云,政治上更加成熟,信念也更加坚定。

四一二政变后,由于商务发行所职工的掩护,也因为陈云的政治身份没有暴露,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仍能在馆内坚持斗争。但陈云所在的发行所职工会,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改组。职工会的权力被国民党右派夺走,陈云等被排除出职工会。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云毅然退出国民党,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许多工友为他的安危担忧,陈云坚定地说:“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参见《陈云传》(一),第51页。]革命意志,毫不动摇。

9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动员上海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陈云立即报名。临行前,陈云沉着紧毅地对朝夕相处的工友们说,我要离开商务印书馆了。“我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只为了要跟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求工人的解放。”[参见《陈云传》(一),第52页。]此时革命处于低潮,陈云用他朴素的语言,在工友们面前,清清楚楚地坦露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当时商务上下都认为,以陈云的才能和勤奋,只要他放弃革命,在馆内是有上升发展前途的。陈云为了自觉确立而不断坚定地“改造社会”“求工人解放”的信仰,放弃了能够得到的安稳小康生活,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曲折艰辛,九死一生,前途未卜的革命道路。在商务职工的眼里,陈云离开商务印书馆“是为了群众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参见年7月2日陈云自传手稿。]。他离馆的次日,国民党政府即派军警到商务抓捕他。

当时陈云还有一关没过,这就是亲情关。他回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受到舅父廖文光的再三劝阻。舅父哭着对陈云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不知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参见年7月2日陈云自传手稿。]陈云从小没有父母,是舅父和舅母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而且尽全力供他念到高小。这份恩情陈云至死难忘。他一直把舅父廖文光当作自己的父亲,在商务期间以至后来很长时期,都对外称名“廖陈云”。在舅父的恳求下,自小就懂得体恤长辈的陈云不可能无动于衷。陈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在自传中写道:我“犹豫了三天”,最后“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参见0年7月10日陈云自传手稿。]在“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时,陈云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能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陈云说:“在我个人的历史上,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有这些基本的政治上的认识(在入党前或入党时)是非常必要的。”[参见年7月2日陈云自传手稿。]当时陈云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抱负,亲情能牵动他的心,但已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

对于一个深陷战乱,山河破碎的民族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谋人民解放、谋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唯有始终铭记初心和使命,才能形成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巨大力量,使革命能够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陈云认准了这点。年12月,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始终教育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直奋斗到“翘辫子”(上海话,意为奋斗到死);并把这一点作为共产党员六条标准的第一条;给当时许多党员和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留下终身难忘的教诲[宋平:《缅怀陈云同志》;载《缅怀陈云》,第5—6页。]。

经过革命低潮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生死考验,陈云矢志不渝,始终坚守“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个人及家庭才有出路的入党初心。坚定的信仰,引导和支撑陈云在荆棘丛生,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使他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上,成就了一番伟业;成长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被党和国家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陈云确立初心和使命,坚守初心和使命的人生轨迹,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亦深刻揭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初心和使命确立及坚守的基本规律。

四、深厚的商务印书馆情结,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无限关怀

陈云从年12月到年9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8年。这8年在陈云人生旅途中有着特殊意义,在心里留下了深厚的、一生难忘的情节。

陈云离开商务后,与商务印书馆的革命伙伴仍保持着联系。比如,中共地下党员,章乃器的弟弟章郁庵,又名章秋阳。他与陈云同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作,年又一起领导商务发行所职工罢工,随后又都在上海店员总工会从事革命工作。陈云离开上海,回乡从事农运工作后,章郁庵一直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斗争,公开身份是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年陈云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时,曾派章郁庵,打入金融界,为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金融情报,并协助处理大宗外汇兑换事宜。年7月,陈云授党中央之命,回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和寻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主要受章郁庵的掩护,当时章公开身份是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军需主任。在章的掩护下,陈云得以在上海落脚,弄清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当时上海党组织情况非常复杂,陈云从报上看到自首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名之多,没有章郁庵的掩护,以及商务印书馆罢工时的工友、中共党员孙诗圃等的协同掩护,陈云在上海根本无法存身。在确定当时恢复党组织活动没有希望后,又是章郁庵找到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同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并如期与潘汉年在上海会面,商量了赴苏行动计划;章又设法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关系,将陈云安置在法租界地下党员朱军家中,直到陈云从上海赴苏联。章郁庵0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暗害于屯溪。陈云与孙诗圃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晚年。

陈云始终关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他念念不忘将他引入商务印书馆的老师张行恭,以及他在商务起步时帮助和指教过他的师傅张子宏,还有与他在商务朝夕相处的师兄陈竹平。陈云多次利用去上海的机会看望他们,与他们通信,始终保持联系。9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陈云在上海调研并主持财经会议期间,专程赴上海商务印书馆探望做学徒时的师傅和工友们,并向馆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工人的保留工资不能取消,二是对已故工人的家属要给予照顾。年陈云主持第二次工商业调整期间,接见了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陈云告诉他,商务印书馆申请公私合营够条件;并嘱咐石敏良,公私合营后,商务印书馆的名称要保留,即使将来进入国营,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年3月,陈云到上海视察,在视察的单位中,专门安排了商务印书馆。

年2月11日是商务建馆85周年纪念日。商务印书馆领导准备在北京、上海、香港三地举行较大规模的纪念会。时值拨乱反正完成不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处在开拓阶段,陈云担任党和国家多项要职,格外繁忙,且年事已高。原本馆领导不打算打扰陈云,但陈云长期关怀商务印书馆的情结,又使馆领导不能不告诉他。陈云得知消息后,专门写了题词,派人送到馆里。题词写道:“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把陈云这两句话放在中国历史中去看,我认为,前一句透彻揭示了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在早期党的工人运动史中的地位;后一句揭示了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及出版史中的地位。但从陈云同志个人情感方面来说,这两句话显露了商务印书馆在陈云心中无可替代的位置。陈云题词在纪念会上宣读后,群情振奋;经陈云同意,电台、报纸、电视台上均发布,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参见陈原(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最后一班岗——我在商务印书馆做了的和没做的》;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陈云善于利用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和影响为党进行工作。年11月,陈云在苏联期间,恰好吴玉章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准备赴巴黎建立印刷所,扩大《救国时报》的发行量,需要汉字铜模。《救国时报》原名《救国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宣传的机关报,《八一宣言》就是最先刊登在这份报纸上的。法国政府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勒令《救国报》停刊。吴玉章找法国共产党商量,把《救国报》改称为《救国时报》继续出版。这份报纸最初是在莫斯科排版后,用航空把纸版带到巴黎印刷出版,发行量有限。陈云到苏联后,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利用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帮助吴玉章搞到汉字铜模,在巴黎建立了印刷所,扩大了报纸印刷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发行量,加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

陈云以商务情结为积极党的统战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在此举三例。

第一,9年5月上旬,陈云奉命由东北达北平,参加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组建。6月21日,陈云同周恩来宴请了即将赴沪的黄炎培和陈叔通。陈叔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被推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陈云同周恩来建议他们,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活动。[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页。]在此后,黄炎培和陈叔通对促进私营民族经济在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健康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9年8月下旬,陈云在主持中财委召开上海财经会议后,临回北平前专门安排拜访了张元济。张元济,清光绪年间中进士。曾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办理文书事务,当时“章京中懂洋文的只有张先生一个人”,他“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因参与戊戌维新变法,被慈禧钦批“革职永不续用”。[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年版,第5、8、10页。]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张元济没有变革整个社会的鸿图之志,寻求的是启迪民智的救国之途。被革职后,张元济赴上海,在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院的译书院任院长,后继任总理。年他入主商务印书馆,先后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及董事长。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找到人生坐标,以他的才华促使商务印书馆发生历史性变化,完成了由单纯的印书馆向现代出版集团,向中国文化集散地的转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与《新青年》、北京大学三足鼎立,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大重镇”。[参见《商务印馆与中国近代文化》,第1页;引语选自郑师渠为此书作的《序》。]茅盾评价张元济“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张元济将一生心血都铺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上,完成了六项重大的文化事业:编辑近代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重视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改进新式排字机;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辑印《丛书集成初编》及《景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参见王绍曾:《记张元济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办的几件事》,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4—35页。]这六件大事,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六大功绩。陈云敬重张元济的开明与学识,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包括入馆时对自己身世的同情和网开一面,这都使张元济在陈云在心中留有一席之地。陈云告诉张元济,他在东北工作时,曾到商务印书馆沈阳、长春分馆去过,各方面情况都好,请他放心。陈云还向张元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时值新中国成立前夕,中财委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且陈云身居共产党高位,将主持新中国重要政务。从过政的张元济深知陈云到访的份量,并为陈云真诚的态度所感动。陈云拜访之前,张元济曾收到中共上海市委向他转达的,中共中央电邀他抵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他曾以“年力衰迈,方染微恙”,不便远游,复书陈毅和潘汉年,谢辞政协代表。[参见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陈云的到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共同建设国家的宽广胸怀”,“感动了张元济,推动他迈出新的一步”[柳和城著:《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上海交通出版社年版,第页。],“决定应召北上赴会”;并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及朱德的拜访和陈云的再次拜访[《张元济年谱》,第、、、页。]。共产党的坦诚,深深感动了经历过清未、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黑暗统治时代,学识渊博、阅世甚广、已82岁高龄的张元济,使他改变了不再从政的想法。张元济回沪后,在商务印书馆所作的《出席政协会议之回忆》报告中说:“我们唯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张元济年谱》,第—页。]。后张元济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见《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第17页。]年9月14日,陈云在为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题词的同时,也为张元济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第三,年12月25日,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安排,陈云在住所接见了受陈立夫、陶希圣之托,前来看望他的香港商人。陶希圣,20世纪20年代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40年代一度担任蒋介石秘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云抓住这个机会,围绕从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主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进肺腹之言,以积极推动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陈云说:

“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得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早下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样,即使他们身后有人要搞台湾独立,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有人死抓住台湾不放,把台湾看成是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他们是一定要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和破坏的,到时候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尽可能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陈云托香港商人向陈立夫、陶希圣转达的一席话,真诚、实在、深刻,与政务交往中的辞令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陶希圣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这层关系,仅对陈立夫,向来稳健、深沉、冷静的陈云不会在政务场合带感情色彩的与客人交谈,且话说的如此直白。后来台湾与祖国统一的问题,由于蒋经国的突然去逝,的确出现了陈云话中担忧的局面。

商务印书馆对陈云的成长也有重要影响。除前面所叙述,陈云在商务受到革命实践的启蒙、思想发生转变,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经历外,商务印书馆对陈云的视野、素养、品格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块中国文化事业中的瑰宝滋养了陈云。

现代经济管理意识的滋养。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文化企业,在陈云进馆时,已具备了完善的现代化企业运作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组织机构,各项规章制度完备。陈云在这样一个环境学徒,做店员,对现代经济管理有了较深的感性认识。陈云在领导党和国家经济工作中,曾多次提到商务的管理经验。比如: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时,陈云曾在4年12月的财经问题报告中,用商务管理经验,教育财经干部作“兢兢业业的商人”,要规定“买货要怎样,秤要怎样,尺要怎样。要规定条例,如入货条例、出货条例、运输条例、查账条例”;以此克服经商中的“大少爷”作风。[《陈云文集》第一卷,第页。]年6月,陈云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讲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问题中的名牌货时,专门提到商务印书馆书包的名牌效益[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年1月,陈云在上海局会议讲话中,谈到在上海视察商业零售与批发问题时说:“现在的百货公司太大,包括一切,必须分细一点。应该增加一级批发站的业务人员。”“一级批发站主要是上海、天津,营业大,但是业务人员少。花纱布公司每年经营十七万亿元,等于六亿元光洋,但是业务人员只有二千三百人。”“过去,商务印书馆的资金只有二百万元光洋,业务人员就有五百多人。”[《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离开商务经营业务已30多年,一些基本数字陈云仍可随口而出,可见商务管理对陈云熏陶和训练之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现代经济管理意识比较超前,这与陈云青年时期在大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中西各类文化与教育思想的滋养。商务印书馆不是一个单一的出书机构,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教育综合体。以教科书先行,继之以字典辞典和各种工具书,接着在整理国故和传播西学两个方面都作出纪念碑式的贡献,近代中国任何出版单位罕与其匹。整个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可以说引领中国文化潮流。陈云恰好这个时期在商务当学徒、当店员,受到商务良好的文化教育熏陶。陈云作为长期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改革开放新时期,率先提出古籍整理,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发展等问题,不少人不能理解,因为这些方面都不是陈云分管的工作;特别是对整理古籍的工作,陈云谈的很在行。但如果了解了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商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不难理解陈云的文化情怀了。张元济一生致力于《四库全书》的整理,陈云在馆时,此事已起动,且在积极进行。乾隆年间共抄录七部《四库全书》,下令分藏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别珍藏于紫禁城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这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别珍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是所谓的“南三阁”。年6月15日,陈云在杭州评弹座谈会的讲话中说:《四库全书》浙江(杭州)有一部。“一九二三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去看过一次。这次来又去看了一看,已经五十四年了。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中国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好难看懂。如果圈点,就容易看懂了。所以,我提出要赶快做,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陈云文集》第三卷,第页。]陈云这段话说明,他在商务工作时曾去杭州看过文澜阁珍藏本,按他当时的水平,不可能参加整理工作;但商务起动的这件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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