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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轰滥炸——出动B-52战略轰炸机、AC-J幽灵炮艇机，对阿富汗政府军失守的昆都士等地进行几乎无差别的轰炸。这是年8月9日的情形。除了造成阿富汗平民伤亡以外，并不能阻止阿富汗塔利班（阿塔）继续高歌猛进。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日攻入首都喀布尔，这种摧枯拉朽的劲头，让美国政府大出所料。拜登万万没想到，美国的撤军行动已经完全演变成一场大逃亡、大溃败、大崩盘。当美国准备将驻喀布尔大使馆撤至机场附近时，海外社交网络上开始流传一段年的视频——一架美军直升机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建筑顶端停留，带走了最后几个美国人。而后，排着长队的人们无奈地看着直升机远去。此地，即将更名为胡志明市。8月15日，喀布尔重现“西贡时刻”……
种种迹象表明，这20年来，阿塔充分利用阿富汗国土内诸多地形复杂的山区，积攒实力。仔细分析阿富汗的人口比例，其一多半是普什图人，他们不仅是阿塔的主要支持者，还与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有宗亲关系。这也导致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近年来有所活跃。在阿富汗，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塔吉克、哈札拉、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则基本上处于散沙状态。当美军准备跑路之际，所谓按照美式民主选出来的阿富汗政府，却人心愈发涣散……
美军撤出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继续以武力作为工具，对弱小民族进行改造或征服已很难成功。今天的世界与年前西方开启殖民历史时已全然不同。
马克思“东方问题”预言成真
与越战时的对手越共不同，近20年来，美军进攻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其攻击的对象萨达姆政权、阿富汗塔利班等等，早期都或曾与美国人合作，或者干脆就是美国扶植起来的武装。真正是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句话。
为什么会这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就曾著有《文明的冲突》一书，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体制、文化，这种观点是不道德的”。亨廷顿认为，不该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然而，仔细分析美西方最近20多年来在中东，在巴尔干，在阿富汗等地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武力介入，还是搞“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刨去“文明的冲突”的外皮，内里，其行事圭臬，仍是以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的一贯目的为准星，不顾这些地方人民之死活，为西方攫取最大利益罢了！本质上，就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后遗症一直在发作！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起了大国竞争的野心。”这是19世纪50年代初，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卡尔·马克思所洞悉到的当时的“东方问题”的核心。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真正崩盘的时间要到年。甚至，年，残山剩水的奥斯曼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色佛尔条约》，保住了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年，有土耳其共和国“国父”之称的凯末尔，又通过抵抗，打出一个《洛桑条约》，勉强保住现代土耳其的雏形。然而，此前半个多世纪，马克思就观察到，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土耳其庞大的躯体趋之若鹜。有的想抢巴尔干，有的想抢叙利亚，有的想抢埃及。“我们现在回头看，从阿富汗到伊朗，到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包括巴尔干半岛，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所发生局部战争、乱局的地方，都在马克思当年所讲的东方问题的范围之内。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东方问题的后遗症是存在的。我们现在要认识到自巴尔干到阿富汗这一整片地带，存在各种文明冲突、民族宗教问题，实际上也要更深地认识东方问题的后遗症。”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高级顾问潘光先生如此认为。
在潘光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朗、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一直到北非，天主教和基督教、伊斯兰这几个文明在此交叉，可以称为“文明的断裂带”。所谓“文明的断裂带”，本身又是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古文明的发祥地。譬如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
可此地，又是人尽皆知的冲突不断之地。
今年7月18日，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因阻止以色列犹太人前往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祈祷，引起冲突。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等物品，以色列警察则以海绵子弹驱散巴勒斯坦民众。暴力冲突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指示，允许犹太人有组织和安全地登上圣殿山，但要保持现场秩序。总体上说，这样的冲突只能算是常规的、可控的，比较“温柔”，“热身”而已。果不其然，一星期之后，真刀真枪又开干了。当地时间7月26日清晨，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巴勒斯坦哈马斯一个军事基地，并称是对哈马斯向以色列投放燃烧弹气球的报复。该基地靠近加沙的平民区、学校。这次袭击，是今年5月哈马斯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军事冲突的延续。5月里的11天冲突，单以官方统计数据看——以色列方面有13人丧生，加沙方面有人死亡。此后，5月21日，由埃及促成巴以双方的停火协议。然而，此种停火协议，在年以来的至少5次中东战争之间，以及之后，不知凡几。
回看历史，当代巴以冲突的起点，无疑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解体以后，英国势力进入巴勒斯坦，由此带来了英国人将巴勒斯坦确定为“委任统治地”，以约旦河为界：东部为外约旦，亦即如今的约旦国；西部则仍称“巴勒斯坦”，亦即如今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然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英国的“恩准”下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滋生，导致了阿拉伯世界与犹太人的纷争。从此，耶路撒冷浸淫在战火之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曾经在耶路撒冷老城停留小半年。那时候，他经常静静地坐在老城大马士革门的边上，观察进进出出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已经被塑造成了不一样的人。”范鸿达如此表述。也就是说，看似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宗教、信仰冲突，可实际上，就是有人希望冲突成为巴以双方生活的一部分。譬如，在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曾经斡旋，给出了巴以之间的“两国方案”。如果按照“两国方案”执行，巴勒斯坦人根本不会有意见。可继承了英国霸权的美国，却一直包庇、纵容以色列，使得“两国方案”根本进行不下去。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有人担心巴勒斯坦成为大阿拉伯的一部分，美国利用这种担心，做了许多文章。目前，巴勒斯坦人在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是特朗普任上，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抛出严重损害巴勒斯坦人利益的‘亚布拉罕协议’，就是在不断激化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曾经在耶路撒冷老城看到过阿拉伯人和以色列警察平和聊天的范鸿达认为，宗教问题根本不是巴以冲突的核心。巴勒斯坦人自身没有机会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发展，才是巴以矛盾无法化解的死结。
英国、美国为何要相继在巴勒斯坦地区搞事？从20世纪早期瓜分奥斯曼土耳其领土，到20世纪中叶争夺从地中海到亚洲的捷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再到中东发现石油成为世界能源中心，哪一项都能令霸权主义者垂涎三尺，控之而后快。
叙利亚内战，从年美国背后鼓捣“阿拉伯之春”，要求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下台开始。卷进战争的包括了叙利亚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加上库尔德人。近年来的解密资料显示，“阿拉伯之春”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开始在土耳其南部开展秘密活动，以便决定向叙哪些反对派势力提供武器等。截至年3月初，美向叙各反对派提供了3.65亿美元援助。当年2月28日，美又宣布额外追加万美元，帮助叙反对派立足，同时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食品和药品援助。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还通过中东盟国，从克罗地亚大批采购前南斯拉夫制无后座力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打坦克和装甲车的火箭弹等武器，将南斯拉夫内战所剩物资用到新的战场。
巴尔干半岛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与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有相似之处。南斯拉夫解体以后，科索沃地区仍有人希望从塞尔维亚独立出去，原因就是西方鼓捣他们防范“大塞尔维亚”。马其顿担心“大阿尔巴尼亚”，可其南方邻国希腊更担心马其顿搞“大马其顿”——毕竟，如今的希腊北部，生活着不少马其顿族人。
在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叙利亚内战、南斯拉夫内战，以暴易暴，血流成河。潘光年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时，曾遇到过一位南斯拉夫同行。当时那位南斯拉夫学者满脑子都希望巴尔干地区全盘西化。然而，在南斯拉夫解体多年以后，潘光再次遇到这位学者时，人家的话变成：“我们错了。”原来，在这位教授供职的大学，一个办公室里有塞尔维亚人，有克罗地亚人，也有斯洛文尼亚人，大家像一家人；可内战以后，就都像仇人一样。“太悲惨了。”
美国搬起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原本铁托时代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经济一落千丈。类似的情况，在伊拉克更为严重。军事专家张召忠曾经提到过一段往事——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去过伊拉克。当时，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令年轻的他相当羡慕。他当时的月薪是五十几元人民币，到巴格达只能换8伊拉克第纳尔。而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位28岁的伊拉克小伙伴，一天的工资是10伊拉克第纳尔。“伊拉克人当时一天的工资，超过我一个月工资。而我在当时的中国同龄人中，工资算比较高的了。”张召忠说，“当时他们二三十岁的人，住房基本上是两层楼那么高，外加一个院子。这房子不是买的，而是国家分的。同时，一户人家还有两辆奔驰轿车——青年男女结婚以后，小夫妻一人开一辆。政府官员每年有一个月假期，可以报名去世界上许多地方旅游。”
即便是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的北部边境正在发生战争，可因为美国、苏联都向伊拉克销售军火，使得各方面体量本不如伊朗的伊拉克能与伊朗缠斗八年。加之看起来左右逢源，有大笔的石油销售收入，总体上，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人过得不错。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萨达姆被美国人抓获以后，年6月，《纽约时报》曾经采访萨达姆的首席律师杜莱米。当时的伊拉克正经历战后的乱局，人民生活陷入困顿。杜莱米当时称：“萨达姆表示，他相信，美国人会再次扶植他上台，以稳定伊拉克的局势。”尽管此后，萨达姆被战后伊拉克当局处以绞刑，可年的这段采访，无疑披露了一个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看似紧跟苏联的萨达姆，之所以能上台，背后也不乏美国的支持。
而那一时期，美国还在两个方向下注——一个是出生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本·拉登，还有一个则是阿富汗塔利班。美国当年如此做，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些势力在阿富汗遏制苏联。
阿富汗问题，追根溯源也与帝国主义介入有关。
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大帝远征时，这块位于亚洲腹地、兴都库什山贯穿之地并入波斯帝国，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史。18世纪，此地逐渐形成普什图人主导的统一国家，经历杜兰尼王朝、巴拉克宰王朝——这两个王朝统治的地方大约是如今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部。可之后，英国和沙俄就开始在这里进行反复争夺。在年、年和年，英国三次入侵阿富汗。可是，直到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解体，也终究没能彻底击败阿富汗——只是，英国人将霸占到的阿富汗领土并入巴基斯坦，由此造成普什图人分布在阿、巴两国。这一点，和马其顿民族分布在马其顿和希腊两国，阿尔巴尼亚民族分布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国，库尔德人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等国，何其相似？西方在政治、经济以及地理上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沉重的负遗产，使得很多国家从独立开始就落入了西方的标准化框架之中，甚至连边界都是由西方划定的。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标准，制约了后发国家寻求适合自身的稳定发展之路。
英国退却之后，冷战最尖锐的时期，苏联想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于年12月27日悍然出兵阿富汗。
美国怎么办？一方面联合许多国家抵制年莫斯科奥运会。另一方面，确实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所预料的，美国一时无力在阿富汗与苏联短兵相接。一时间，美国只能先在阿富汗挑选民间武装，作为自己的“天然盟友”，来将苏联军队拖入进退两难之地。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启动了一项名为“飓风行动”的计划，由中央情报局负责执行该计划，通过资金、人员培训、提供武器等多种方式提高阿富汗游击队的战斗力。年，中情局成立阿富汗事务部，将在美国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武装各路阿富汗游击队。美国的合作对象中，就包括从沙特潜入阿富汗的本·拉登。年8月11日，在美国的扶植下，本·拉登建立“基地”组织。
美国东部时间年9月11日上午，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二号楼，两座建筑相继倒塌，世贸中心其余5座建筑物也受震而坍塌损毁；9时许，另一架被劫持的客机撞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尽管当时阿富汗塔利班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对恐怖袭击进行谴责，并表示这次袭击与“基地”组织无关。可美国方面仍认定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关。当时，美国方面还指控本·拉登于年两次袭击美国在东非的大使馆。美方以阿塔拒不交出本·拉登为由出兵阿富汗。
在年本·拉登被美国斩杀之后，起码到年左右，白宫记者会上，已经不再将阿富汗塔利班视为恐怖组织。年1月28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媒体相关问题时，如此说：“阿富汗塔利班不能算恐怖组织，只能算武装叛乱组织。”然而，当时亦有美国媒体发现，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双标”非常明显——在美国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中，没有塔利班；可在美国财政部和反恐部门的名单中，阿富汗塔利班是在列的。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在阿富汗玩的本就是“两手牌”。尽管搬起过“基地”组织、塔利班这些“石头”去砸苏联，或者苏联在阿富汗遗留的纳吉布拉政权，可这些“石头”也曾砸了美国自己的“脚”。只不过，对美国政客来说，在阿富汗战场、伊拉克战场，或者此前在越南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损失的美军生命，只是“脚”而已，有时候会疼一下，有时候连疼都不带的。美国所要追求的，仍是霸权。为了霸权，美国可以和异质文明合作，可以和恐怖分子做交易。在这方面，“文明”没有冲突……
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明弥合
尽管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之后，美国通过搞“大中东计划”，搞“颜色革命”，在阿盟22个成员，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27国寻找新的代理人，树立所谓“民主”样板，可在亨廷顿看来，后冷战时代并非文明冲突的时代。“在后冷战时期，民族、宗教、文明问题越来越重要，但并非文明的冲突那么简单。”亨廷顿生前曾如此表述。
以阿富汗问题来说，国际社会要做的，是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弥合。潘光称，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前后，国际社会一开始没有认识到当时的阿塔会在占领喀布尔以后杀死很多人，进行伊斯兰神权统治。潘光认为，年，美军出兵阿富汗，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再消耗下去，美国人可能感觉没有意义了。
“塔利班后来分裂成阿塔和巴塔，直到现在中国和阿富汗塔利班是交往的，有的国家是把阿塔定为恐怖组织，但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潘光说，“未来，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国际社会要多合作，向弥合冲突的方向前进。”
在巴以问题上，范鸿达亦认为，联合国、埃及、阿联酋等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世界大国要尽快开展切实有效的调解工作。“不加限制的巴以军事冲突一定会导致更大区域的动荡甚至是战乱，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会令巴以、中东和世界面临更多困难。”
至于所谓文明的冲突之论，潘光认为，他更倾向于亨廷顿后期所说的观点：“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年，潘光曾经作为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成员，参与一份有关“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的报告研讨、撰写。报告认为，“很有必要反对公式化的偏见和错误理念，因为它们加深了不同社会间的对立与不信任。”
“自那时以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又从各个角度批驳‘文明冲突论’，并进一步阐明，只有促进文明交流、包容、互鉴，才能清除‘文明冲突论’的流毒。”潘光表示。
“事实上，文化框框只会强化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变为看来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而且还会挑起大众的绵绵想象。”该份报告如此写道。
在潘光看来，极端主义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极端主义。当不同民族、宗教的群体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矛盾之时，极端主义便极力煽风点火，使这样的矛盾演变为恶性的冲突，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其实质并非“文明冲突”。“中东乱局就是如此，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教派矛盾，又有当前围绕能源、水资源、交通要冲等方面的权益之争，互相纠缠而错综复杂。”潘光分析称，“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这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再加之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采取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纷争。西方强国强力干预利比亚、叙利亚，包括阿富汗，图谋实现政权更迭，结果使大中东地区不同民族、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差距和不平等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极端主义、偏见和冲突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未来，人类如何寻找到真正的命运共同目标，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际，正是充分寻找契机的时候。(主笔姜浩峰)
